1945年9月12日下午，在广州珠江的某个岸边，陈璧君满心期待地登上了一艘汽船，以为自己将搭乘专机前往重庆。她身边有秘书相随，还有褚民谊陪同，甚至还准备了两筐洋桃，原本是打算赠送给宋美龄。这个小细节透露出她将这次“赴渝商谈”视为翻身之机的心态。然而，早在一年之前，汪精卫已在日本去世，1944年11月10日，汪伪政权失去了名义上的领导者，陈公博继任“代主席”，此后陈璧君的地位急剧下滑。她先前在南京的权势，完全依靠汪精卫的支持，而非官职本身。陈公博掌权后，迅速调整官员，逐步排挤离她较近的“公馆派”，昔日频频造访的人群，霎时间消失殆尽，这不只让她的面子受到影响，更直接导致她失去了调动人手、安排资源的权利。
面对此种变故，陈璧君选择离开南京，返回广东，那是她曾长期掌控的地盘，同时也有着一批旧部和亲信。但这个时候，1945年3月，她的弟弟兼广东伪省长陈耀祖遭遇刺杀，进一步削弱了她在地方上的根基。为了维持对广东的控制，她坚持要褚民谊担任伪省政府的负责人，虽说褚民谊并非陈家的亲属，但他是她的妹夫，而与她的关系也非常密切。在名义上，他是省长，但许多事务依旧要向陈璧君请示。然而，随着日本的战局日益恶化，伪政权的权力在崩溃的边缘徘徊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正式宣告无条件投降，消息传到广东后，陈璧君一度感到茫然，惟一问道：“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乘此机会，褚民谊转达了陈公博的命令，要求解散伪政府。此时，陈璧君最担心的，反而是自己能否逃过清算。有传闻建议她通过香港逃跑，甚至前往海外，她却未予采纳。她觉得逃跑只会让她的汉奸身份更加确凿，并且当时盟国对重要交通线的控制让离开广东的希望变得渺茫。她曾放出狠话：“我倒想看看，重庆那边能够对我怎样。”这句话的背后，既有强硬的姿态，也包含了试探的成分。陈璧君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性，作为汪精卫的妻子和曾经的“第一夫人”，她的身世已经注定她不可能简单地自我包装成一名普通的投敌者。
于是，她决定主动向重庆发电，请求宽大处理。经过褚民谊的起草，她对电文的措辞并不满意，觉得不够恭敬，执意要求重写，并特别加上了向委员长夫人的问候。电报发出后，她开始苦苦等待。对于一个习惯掌控局面的女人而言，这样的等待无疑是折磨。几天之后，军统局广州站的负责人郑介民找上褚民谊，带来了蒋介石名义发出的电文，替褚民谊说了好话，虽然他“附逆”，但由于早年的革命经历，应该从轻处理，并指示妥善保护，送往安全地点。褚民谊看后兴奋不已，立即将消息告诉了陈璧君。
但陈璧君并未完全放心。她留意到“安全地点”几个字，反问道：“安全地点，到底在哪里？”她并不愿离开广州，担心一旦出了自己的控制区域，将会被完全抛弃。而在重庆的电报发送后迟迟没有回音，时间的延宕让她愈加焦虑。约两周后，郑介民又一次出现，带来一封署名蒋介石的电文，盛邀陈璧君和褚民谊各带一名秘书前往重庆商谈，并声称已经准备好了专机。此时，陈璧君既惊喜又怀疑，褚民谊则安慰道：“电报有密码，郑介民不可能伪造。”这番话一时间打消了她的疑虑。
9月12日，郑介民派车前来接人。出发后，陈璧君察觉行驶路线并非白云机场，便立即喝令停车。郑介民解释称，重庆已经安排了美国水上飞机，需要先到江边登船。听上去合情合理，因而她没有再追问。然而，当汽船驶离岸边后，郑介民以公务繁忙为由提前下船，只留下何姓中校负责接送。随后，军官要求检查并收缴武器，接着拿出一份新的电报：因蒋介石因事离开重庆，待陈璧君一行暂不便入渝，应先在广州移送至安全地点，等待后续安排。此时，陈璧君意识到事情不妙，脸色顿时变得苍白，怒斥道：“这是骗局！”她强烈要求返回广州，但何中校未予以同意。汽船继续前行，不久又有汽艇前来接应。陈璧君拒绝更船，直到有人拔出枪来威胁，褚民谊才对她说：“日本已经投降，回去也没路了。”
换船后，陈璧君被带到一处私人宅邸，安排在二楼的一间房间，与女秘书一同住下。室内陈设完善，门外却布满武装人员，无法出门，甚至无法下楼。所谓的“安全地点”，实际上变成了她的软禁之所。这一安排的关键在于没有提前抓捕。陈璧君身边耳目众多，若提前得知军统的动向，或许会选择逃逸，甚至采取极端行动。戴笠选择顺应她的求援心理，借用蒋介石的名义给予她希望，再利用她对重庆的依赖，最终将她引出了广州。相关的回忆材料称，期间多份电文并非由蒋介石本人发出，而是戴笠借其名义策划的行动，蒋介石在此事中无疑成了一个分量十足的“招牌”。陈璧君所信任的，不仅是电报的内容，更是蒋介石这一名字所带来的权威感。
随后，她被押送至南京，在宁海路看守所和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先后被关押。1946年，江苏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将她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终身公权，财产也被没收。1949年南京解放后，她仍旧遭到收押。直到1959年，77岁的陈璧君在监狱中去世。
